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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王健林的故事的感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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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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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四川省大金县的原始森林树叶浓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15岁的王健林几乎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林间。

  当时王健林还叫“王建林”,他的母亲为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父辈的事业是建设林业(不知因为什么,后来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阿坝州大金县森林工业局营林处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劳作内容是栽树挖坑,以及烧炭。

  丛林自有其规则,但王健林从未完全屈服。某种意义上,商人王健林始终未脱离丛林。在营林处工作一年多之后,一贯大胆、有主意的他决定自己掌握命运。此后的生涯中,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商人,他都以少年时学会的法则对待环境:适应丛林,利用丛林,改造丛林。

  管理10万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应该始于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长”身份。没有证据证明童年王健林有什么野心,但至少能够断定的是,他对商业所知不多。4岁时,他跟随家人远离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亲王义全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958年,王义全受四川省林业厅的指示,带着妻子秦嘉兰和4岁的王健林到大金县负责组建森工局。从1958年到1972年,王义全在大金县(1960年改名金川县)生活了14年。

  1950年代举家迁往大金县城是一件幸运的事。“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紧邻着藏区的阿坝州有不少荒山,母亲秦嘉兰独自一人过铁索桥去对面山上开荒,种苏联甜菜,自己养兔子。王健林幸运地没有饿肚子。

  王健林是家中长子,当时已成为大人最得力的帮手。白天,他的父亲要去开会议,负责森工局档案管理的母亲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照顾4个弟 弟的责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聪明能干,弟弟们都愿意听他的。”母亲的话语系统里始终是童年那个可以依赖的儿子。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这个“长子”的身份,这种处于家庭中心的心态也让他在外面成为孩子们的中心。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王健林少年时的朋友陈志阶说。在四川话中,说一个孩子是“匪头子”意味着,这个孩子不喜欢墨守成规,是集体中的不安分者。童年的王健林留给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独立、有想法、调皮。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王健林幼时就读于在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之后进入金川中学。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经历一共只有7年。陈志阶回忆:“森工局内部要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去工作,他就从学校出来,成为营林处的职工。”

  营林处的工作是一项苦活。同是林业工人的陈志阶对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记忆。当时城里的孩子不大愿意去,都是从农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陈志阶说。

  从家属区到工作地点,王健林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如此反复的过程维持了接近1年。没人知道在这一年多中,林业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么。但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之后,他决定去当兵。

  王健林当兵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秦嘉兰的支持,这位老红军的家属认为,子女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家里的老大就应该是个军人。

  参军后,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后这种“走出去”的行为在他身上不断闪现。

  几十年后重新审视这个男孩在军队的成长,可以看到他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部队组织的规则,并牢牢记住这些规则的优点。在未来的商业竞争里,他提取记忆,按照军队规矩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当年的王健林并不是一个好的规则执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续。参军8年后,1978年,他被晋升为排长,并进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正是从这时起,他对此前服从的规则开始提出挑战。

  军事课教师张昌军说,在军校,很少有人站出来反驳教师,但王健林经常提一些让张昌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到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射击坦克的时候,应该在坦克拐弯时,在弯道的内侧埋伏好火炮和包。“这个是军内公认的理论,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教材上面也是这么写的。”张昌军说,但王健林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时,王健林的建议被张昌军写进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解体的时候都还在用。”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学院的大队当参谋。留校后,王健林很快表现出另一种才能,那就是写文章和诗歌。因为 文笔好,王健林被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动员学院的军士报考党政专修班。这是王健林给自己制造的众多机会之一。

  正是负责党政干部专修班的经历,让王健林从一个原本相对封闭的普通军队干部,开始转型为市场化的人才。“因为要经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联系,王健林开始走出营房,那时他经常去省里(沈阳)和各种人接触,大连市内的就更不用说了。”

  1983年,王健林就读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并在198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

  1986年,因为表现优秀,32岁的王健林调任陆军学院管理处任副处长,属于副团职干部。而王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还肩负与大连政府以及官员打交道的任务。

  实际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了。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第8年,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市场化建设正逐渐脱离原本的计划经济,而这一切,只要走出军营大门就能看到。王健林显然比别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场的准备。

  已经60多岁的陆民杰对王健林来说有着双重身份,在王健林的军旅时期,他是大连陆军学院的学员队长,是王健林的直属上级。从部队转业后,他投奔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成为王的下属。

  陆民杰说,十几年来,像他这样陆续投奔王健林的战友至少有20人。在军队中,同生共死的战友关系就成为一种最值得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曾帮助过王健林。陆民杰说,王健林的事业之初,获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

  西岗区政府下属的西岗区房屋开发公司,成立没多长时间,老总就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公司负债好几百万,为了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还了,这个公司就给谁。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决定接盘。这个公司成为万达的前身。

  他凭借棚户区改造项目赚了第一笔钱。但项目开始前,公司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标。陆民杰了解到,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某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

  2002年初,总部在大连的万达集团首次携手沃尔玛和红星美凯龙等国际知名连锁品牌进驻长春,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陆民杰说,之所以选择沃尔玛,是因为后者当时刚刚登陆中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董事长想通过百姓对沃尔玛的期待和喜欢同时关注到万达。”

  在长春打广告时,王健林曾对公司的管理人员自信地说过,这个生意做好了将非常好,肯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集团内部不乏反对的意见,很多集团元老甚至在董事会上和王健林争吵,认为商业地产已经没有发挥的余地了,认为王健林在给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长春万达广场建好后,王健林将商铺定价为每平方米卖到两三万元。商铺很快就都卖掉了。商铺卖出去之后,万达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算结账走 人,结果引起了业主们不满。“按照商业地产的约定俗成,地产商在卖完铺面的同时也要负责帮助业主招商引资。”陆民杰说,因为当时不懂这些,所以导致万达广 场正式开业时,上百个商铺中依然有一半都还是空荡荡的,没有招到买家。

  业主们纷纷围攻万达项目办公地点。陆民杰是那几次“维稳”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他记得当时现场乱成一团,万达的工作人员还被泼了开水。

  这些场景让万达集团差点在一地鸡毛中结束自己的商业地产试水。陆民杰记得,还在大连的王健林赶忙召开董事会议以及稳定军心的各种大小会议,“整个周末他基本就在会议室里没出来过,出来一批员工再进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断开会研究策略。”

  陆民杰说,因为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产,加上当时的团队也没有现在这样专业,各种意见汇集在一起难以统一,全部由王健林一个人决定,难免出现问题。

  几天后的董事会上,王健林当着几十个董事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前面发生的问题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还是不成熟,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还是这么做了。我的行为完全是饮鸩止渴。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做出反省。”

  陆民杰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出问题,却依然饮鸩止渴”,应该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有关。一方面,项目尽快竣工,可以营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早点卖出项目收回资金,对企业的循环发展也有好处。

  长春事件之后,王健林开始着手组建部门专门负责帮业主们招商引资,并且将这个部门的团队不断壮大。

  就在万达刚获得小小成功之际,王健林开始了另一个后来让他曝光率极高,也制造不少话题的足球事业。

  他在足球领域的运作算不上成功。当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冠冠军,获得一片称赞时,他卖掉自己心爱的球队已经整整13年。

  原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任举一记得,1990年代初,大连市西岗区体委领导打算在体育场附近建一个体育馆,就通过王健林此前在西岗区办公室的领导,找到王健林来开发,这也让王健林和体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联系。

  曾任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回忆,王健林与大连足球最初的渊源,来自于一次王健林计划良久的商业规划。

  他记得,当年王健林先来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这件事后来因为时任大连市市长的反对而搁置。薄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也为日后大连市体委找到王健林 来成立万达足球俱乐部打下了基础。“否则根本不会找王健林,因为那个时候万达只是西岗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放眼大连市肯定有比他更适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为一个传统港口城市,大连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连人喜欢足球,让当地市政府看到了通过足球提高政绩的可能。时任大连市长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大连人民喜欢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须喜欢足球。

  “前市长喜欢,所以足球也被作为大连的城市名片对国内外宣传。”任举一回忆,当时每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大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几乎每次比赛的赛前赛后,主管领导都对球队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鼓励。

  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连足球队后,任举一作为大连市体委副主任,被派到万达 足球俱乐部担任俱乐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态度,将万达集团一个副总经理抽调出来,专门配合任举一管理足球俱乐部。时任大连市市长的是著名的“足 球市长”。任举一说,创办万达足球俱乐部时,时任国家体委(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改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要来大连访问,并将与见面。王健 林和任举一先去见了,聊了一会儿足球,给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经由引荐,王健林见到了。

  但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证实,王健林与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

  有一次,在大连市政府在外地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参会的任举一亲眼见到王健林与发生的冲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

  “我记得就有点发火了,说怎么你还要,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另一次两人的争吵发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开发布会。“这时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大连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望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离开足球13年后的王健林并不看好现在取得成功的恒大经验。他曾以一位过来人的口吻提醒说,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经验,放在孱弱的国家队身上可能并不奏效。

  他将更大的赌注下在中国的少年甚至年龄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这群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训练,并耐心等待他们成长。

  企业家如何在商业冒险中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王健林说,他处理官商关系的秘诀是“亲近政府、远离”。

  2008年,万达集团将总部从大连搬至北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万达大厦大部分楼层已经卖给当地企业,只保留了两层:28楼万达地产大连项目办公区,以及 13楼的万达集团党建基地。基地“留守人员”于丹是13楼的党建基地办公区维护者。整层楼面积有1300多平方米,共划出4个30平米左右的房间,陈列万 达集团过去2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各种党政建设成果,包括数百张集团党员培训时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国家的合影。

  按照其他楼层卖出去的价格来算,这层楼大概价值近4000万元。“你能想像到吗?价值这么多钱的一层楼只是陈列了各种照片和政府发放的奖状,说明董事长对党政发展的重视。”于丹说。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团总部之前投资7亿元成立了专门的万达学院,占地面积300亩左右。这名负责人说,学员宿舍标准就达到三星级以上,每年培训党员和员工80万人次,培训内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读等方面。“这种手笔全国没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离职的万达总部员工表示,这个基地很好地体现了王健林及万达集团与政府间良好融洽的关系,“了解政策,紧紧跟随党的步伐,搞好政商关系,是万达发展的基础。”这名员工透露,王健林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时间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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